1950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發展盛況

1950年前清華大學物理系發展盛況

清華大學物理系始建於1926年，首任系主任為中國著名教育家、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之一的葉企孫。成立時僅有梅貽琦、葉企孫兩位教授，本科生兩個年級共7人。至抗戰爆發前，先後有吳有訓（1928年）、薩本棟（1928年）、周培源（1929年）、趙忠堯（1932年留學結束回到清華）、任之恭（1934年）、霍秉權（1935年）等教授。1934年，葉企孫推薦吳有訓接任系主任。

清華物理系迅速發展，與1928-1930年擔任校長的羅家倫與其後的梅貽琦校長致力破畫與經營有密切關係﹔羅、梅二校長亟力倡導研究，營造濃厚學術風氣，鼓勵發表成果，強化學術休假﹔學校建成一系列的近代化實驗室，在設備上全國領先，使清華成為與老牌名校並駕齊驅的最重視實驗工作的大學，促成物理系迅速發展，得到一系列國際矚目的成果﹔清華也形成了普遍重視實驗的學術風氣，為日後打造領先全國的工學院奠定了基礎。

羅家倫校長在1929年初，延攬被目為中國物理學界「第一把交椅」的吳友訓以及薩本棟加盟﹔吳到職後不久即觀察﹕「中國現在物理實驗室以清華大學為第一」，這在當時乃是共識﹔清華當時著手組建國內第一個近代物理實驗室，開始高水準的原創性研究，吳友訓本人即在1931以及1932年連續在國際頂尖期刊Nature上發表專業論文﹔開中國本土物理學家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成果之先﹔李政道先生曾說﹕「清華大學物理系在當時梅貽琦校長領導下，在以葉企孫維代表的一群年輕教授努力下，不到十年，就明居全國物理系之前列」。

大致而言，從1928到1952年院系調整為止，清華物理系始終居於中國理工學界領先地位以及物理學界的核心地位﹔一項統計顯示，1930-1950年間，中國物理學界在Nature上發表專業論文共13篇，其中9篇署名的第一作者單位是清華大學物理系或關係密切的金屬研究所，4篇由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及系友完成。

從1929到1938年，清華物理系共畢業本科生71人，其中多人成為大師級人物，如核物理學家王淦昌、錢三強，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力學專家林家翹、錢偉長，光學專家王大珩，固體物理學家葛庭燧，氣象學家趙九章，地球物理學家傅承義、翁文波、秦馨菱。71人中，中國科學院院士有21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師生於1937年10月撤到長沙，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4月又撤到昆明，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西南聯大物理系集中三校精華，中國物理學界許多學術造詣很深的知名教授在這裡執教：有來自清華的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霍秉權、任之恭和孟昭英；有來自北大的饒毓泰、朱物華、吳大猷、鄭華熾、馬仕俊；有來自南開的張文裕；還有聯大師範學院聘請的許湞陽。從1938年至1946年，西南聯大物理系（含清華、北大、南開物理系）共畢業本科生130人。聯大期間共有7名物理學研究生畢業，其中畢業於清華研究院的有謝毓章、黃授書、楊振寧、張守廉、應崇福和楊約翰。

1946年5月4日聯大結束。聯大物理系學生10人選擇到北大物理系繼續學習，53人到清華物理系繼續學習。至1952年院系調整前，物理系教工共46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1人，講師6人，助教17人，技術員3人，職員工人9人。1946－1952年期間，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先後由霍秉權、葉企孫、錢三強、王竹溪等擔任，孟昭英在王竹溪出國學術休假期間也代理過一年系主任。

1952年秋，中國高等學校經歷了一次「院系調整」。中國高校理科與工科分家，文科與工科分家，清華大學變成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學。清華物理系絕大部分教師和全部學生，和原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物理系以及清華地質地理氣象系的氣象部分合併成北京大學物理系。

參考資料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清華大學物理系

[2] 劉超，《學府與政府，清華大學與國民政府的衝突與合作》，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

兩岸清華情

兩岸清華情

2010年3月北京清華顧秉林校長率團訪問新竹清華大學，兩校校長有機會接受台灣大報「聯合報」專訪，而「聯合報」大幅報導的標題是「兩岸清華內外神似，校長一見如故」。報導重點包括：1956年，北京清華校長梅貽琦自美來到新竹主持清華建校。新竹清華並無一物自北平搬來──除了梅校長本人以及校訓、校歌，還有那筆一百年還沒用完的「庚子賠款」。兩校發展路線也鬼使神差般相似，都先發展理工、再補足人文養分。不僅內在精神神似，就連「外表」也同樣傾國傾城，都是兩岸票選「最美大學」，道出兩岸清華情。

另一方面，新竹清華前五任校長，任期共二十五年(1956-1981)，均為北京清華校友，他們是：梅貽琦(1909直接留美生)(1956-1962)、陳可忠(1920級)(1962-1964代理，1964-1969)、閻振興(1934級土木系)(1969-1970)、徐賢修(1935級算學系)(1970-1975)、張明哲(1935級化工系)(1975-1981)。清華教師與學生宿舍分別以院與齋命名，也是沿襲北京清華舊制。

在新竹清華園中，除梅校長墓園-梅園外，在校園第一大湖成功湖中，有「克恭橋」通往湖心島；現在湖心島的中國式亭子則在1986年命名為「寄梅亭」，是為紀念清華學校第二任校長（1913-1918年）周貽春（字寄梅）先生。「克恭橋」之修築乃由1966年間， 1943級校友翟克併為紀念其兄翟克恭校友，捐贈通往湖心島的水泥橋一座；於1966年5月1日舉行命名典禮。[1]「八角亭」在成功湖步道的一端。此亭是由08級（1936年畢業）校友於畢業四十年〈即1976年〉所共同捐建，其亭上的匾額上仍由清華校友、前外交部長與駐美大使－葉公超先生題字「八極四秩」，取「和道八極，賞樂四序，顏曰八極四秩蓋亦諧意八級四十也」，亦即第八級畢業四十年之意。同時校內三大湖之一的「昆明湖」則為紀念抗戰期間清華在昆明與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同組西南聯大，而得名。

在綜合大樓間廣場中，北京二校門模型旁，有1923年畢業的孫立人將軍手植的杜鵑花樹。資訊材料館前有20級校友捐贈的日晷一座。這日晷設立於1970年，座台刻有「惟學無涯 寸陰是競 繼往開來 克念作聖」雋語，勉勵學弟們愛惜光陰，並已成聖為目標。

另外清華校內建築大禮堂與蒙民偉樓與台北金華街辦事處「月涵堂」由北京清華校友捐建，新建「校友體育館」也有北京清華校友參與捐建。

在2013年12月19日開幕的「清華名人堂」中，第一批「名人」，包括大門口梅校長與四大導師浮雕以及胡適、楊振寧、李遠哲三先生半身銅雕 (分為謝棟樑、吳為山與曹宏恩三位大師作品)，門前「清華名人堂」五個大字則由集胡適先生墨寶而成。

[1]《清華校友通訊》新十四期，p. 18 (1965)

現存梅貽琦日記包含哪些時期，主要內容與出版情形如何?

現存梅貽琦日記包含哪些時期，主要內容與出版情形如何?

現存出版之梅貽琦日記有三冊，包括

一、梅贻琦日記(1941-1946)，2001年4月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收錄梅贻琦校長在抗戰時期的日記，並由整理者加以適當的注釋。其內容不僅涉及梅先生個人的活動事蹟,更有關於西南聯大校務等近代教育史跡的直接記錄，是研究近現代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資料。

《梅貽琦日記(1941-1946)》雖橫跨1941-1946年，但其中包括1942年1月1日至8月1日，1943年3月26日至9月10日，1944年9月23日至1945年2月18日，1945年4月12日至9月9日，未有留記或佚失﹔以篇幅頁數而言，1941、1942、1943、1944、1945、1946年各103、18、23、20、30、62頁，可見除1941及1946年，其他各年留白處甚多。同時西南聯大於1937年11月1日在昆明成立，從此前各校開始南遷，一直到1940年末，三年多期間，也不在本日記涵蓋範圍，所以無法從這本日記對照出西南聯大從成立到結束發展狀況。再加上梅校長一向言簡意賅，也充分顯示在他記日記的方式中﹔所以要從梅贻琦校長日記看西南聯大，需要借助大量的其他報導或記錄，作為旁證，才能略為理出頭緒來。[1,2]

另一方面，梅校長身處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戰時高等教育體系傑作」的西南聯大中樞，始終擔任最重要的常駐常務委員，並為主席。得以綜觀全局，掌握重要決策，在詳讀日記後，仍能窺見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發展，彌足珍貴。而梅校長對一些人事的評論，雖寥寥數語，也能幫助讀者了解梅校長對某些事務的看法，月旦對象的評價，以及梅校長本人的處境與心境。

[1] 岳南: 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上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 (2017)

[2] 鄭天挺: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下冊），中華書局，北京 (2018)

二、梅貽琦文集1. 日記 (1956-1957)，楊儒賓、陳華编輯，2006年10月由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此書為梅校長在1956年至1957年間所寫的私人日記，記載了這位被葉公超形容為個性「慢、穩、剛」的一代學者，當年籌建清華研究所孜孜訖訖、篳路藍縷、親身實踐其名言「大學，非有大樓者，有大師也」的艱辛過程。透過梅校長的文字，讀者亦可重建在二十世紀中葉特殊歷史氛圍下的台灣高等教育景況，對了解當時知識菁英的文化生活方式亦具有一定價值。

三、梅貽琦文集2. (1956-1957)，楊儒賓、陳華编輯，2007年4月由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是梅貽琦校長1958至1960年4月底的日記。這兩年多的時間，梅校長推動清華大學校務、爭取人才，建置東亞的第一座原子爐。1958年7月起，梅校長接掌教育部，仍兼清華大學校長，來往於台北新竹兩地，席不暇暖。由日記中不僅見及日理萬機的辛勞，亦可窺其處事風範。梅校長在決策中深思慎言，執行上果斷堅定，有原則有立場，但也不忽略溝通。葉公超曾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梅校長，頗為傳神。1958年9月梅校長因腿疾住院四十餘日，在醫院中仍處理公務不輟。1960年5月再因積勞成疾入院療養（或因此其日記止於是年4月28日），1962年5月19日病逝。

梅貽琦校長為什麼於1948年12月搭政府專機離開北京，從此永久告別清華園?

梅貽琦校長為什麼於1948年12月搭政府專機離開北京，從此永久告別清華園?

1948年12月初，國共內戰接近尾聲，戰局對國民政府十分不利。蔣介石手諭指令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制定《搶救大陸學人》計畫，並在具體執行和實施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負責具體搶救事宜的研究謀劃和具體操作。

按照蔣介石的指令，此計畫中以下學人是要必須“搶救”出來經南京送赴臺灣的：一是大陸各大專院校的負責首長；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須限令離開大陸的高級知識份子；四是在國內外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等。而搶救的名單上幾乎全是清一色當時國內卓有成就的傑出知識份子，而已北大校長胡適與清華校長梅貽琦領銜。梅校長適於12月21日乘專機飛抵南京。[1]

據資料統計，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共擁有81位院士，僅有十位院士跟隨去了臺灣，有十二位旅居國外，而有60餘位院士選擇繼續在大陸。選擇離開的知識份子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來。因此有梅貽琦校長為何會選擇離開他「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清華園？

事實上，梅貽琦校長在條件成熟之下離校出走，是早已有「定案」在胸的。11月28日，他的夫人攜長女及兩個外孫搭乘軍界親友的飛機離開北平，經廣州抵香港暫駐；這期間，梅貽琦還在北平城裡設了一個「校產保管小組」，把一批重要帳目和物資轉移到城裡……

    據時任清華教務長吳澤霖先生回憶說：「有一天早上，在門口兒梅乘車出去，我剛走進來，他車停下來，我先問他：「怎麼樣？聽說你是不是要走？」他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2]

    另一方面，梅校長自由民主理念，與共產極權主義格格不入。尤其在北京治校期間，校務備受由中共指揮的職業學生不斷的鼓動學潮，無所不用其極﹔梅校長雖基於職責，盡力保護學生安全，但對其作為是十分不以為然的。為政治學潮罷課事件，曾採取斷然措施，於民國25年6月29日，給發動罷課風潮和阻撓考試，並「違反校規，不知悔改」的「救國會」頭頭和成員予以嚴厲處分。開除4人學籍； 12人各記大過二次；1人記大過一次。

    同時抗戰復原不久，國共內戰隨即展開，由中共指揮「反內戰」、「反飢餓」、「反美帝」等學潮再度轟起﹔梅校長既痛心於復員後興起之全國騷動，又感多年抱持之大學教育理想再次破滅，頻頻與教育界人士聯名發表對國是之呼籲，希望國人明辨是非善惡，珍重國家民族前途，配合世界局勢，避免無謂之叫囂，與擾亂社會治安、動搖戰後人心望治之群體活動。但終因大局扭轉，無補於事，他於1945年，談時局與學校將來問題﹕「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將更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盼短期內有所解決，否則非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後來果然「漸乃認定畢生辦學之理想，至此皆成為絕無可能之幻想。……先生之慨歎者屢矣。」[3]

[後記]

    梅貽琦乘機離平後，當天抵達南京。第二天，孫科行政院長便發表了他為教育部長的委任令。他堅辭不就，由陳雪屏代理，但允主持「南來教授接待委員會」。不久，局勢進一步急劇變化，蔣介石於1949年1月「引退」，李宗仁將南京政府南移廣州，孫科辭職，何應欽接長「行政院」，「教育部長」”一職由杭立武接替。梅貽琦完全脫離「教育部長」虛銜，移居上海。未久，廣州教育部邀約歷任教育部長商討「教育前途大計」，梅於3月由滬抵穗。會議餘暇赴港與夫人會面。期間曾向人透露說，他已經答應杭立武的邀約，聯繫有名的教授學人在臺灣籌組編譯館，他本人先赴巴黎出席聯教組織的科學會議……[2]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搶救大陸學人

[2] 黃延復、鐘秀斌著，《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九州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

[3] 岳南《大師與大學》，2016。

兩岸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治校理念

兩岸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治校理念

改寫自2012.10.26.「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致詞」

梅校長學位(碩士)不高，著述不多，但在民國教育史上，成為有重大貢獻的傳奇人物，主要是由其豐富學養、「專、大、公、愛」的人格特質以及兼容並蓄而前瞻辦學理念，長期擔任校長，主導清華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梅校長就任時提出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已成高等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清華得以成為第一流大學，固然是因為有庚子賠款可以動用的優勢，但梅校長的知人與禮遇，而能延攬第一流教授，也是主要因素。

在治校理念上，他採取「無為而治」的政策，以教授治校為主軸，將學校的重心建築在「教授團」上，由教授們選擇評議員，由評議會決定大政方針。梅校長同時將自己比喻成京戲裡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後擁，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裡，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如果開會，為某件事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梅校長總是耐心的聽著，最後他提出意見，眾人莫不折服。正是在這樣一種民主、自由氛圍中，北京清華與西南聯大才識卓絕的教授們，才不斷創造了生動活潑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蹟。

梅校長注重通識，他認為通識為「一般生活之準備也」，「治學貴謹嚴，思想忌偏蔽」，「社會所需者，通才為大，而專家次之」，所以「通識為本，而專識為末」，「知類通達」，「不只潤身而止，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今日觀之，均為至理名言，應為教育界人士多所省思。

梅校長不愛講話，並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當初清華週刊上曾經有同學集校長的話寫了一首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以為，恐怕彷彿不見得」；梅校長是以迂迴的方式，伸張理念，處理事情總是先傾聽大家意見，以集思廣益，在重大決策上，當機立斷，而且擇善固執。以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學識，把許多紛亂的意見，改易為平正通達，緻密妥善的主張，使清華能在穩定中發展。

據趙賡颺先生回憶：「後來在臺復校，與教育當局主張不盡相同，梅校長避免爭執，沉默應付。拂意之事無時無之，但梅校長終身不發脾氣，無疾言厲色，只有時閉門默思達二三日之久。辦長期發展科學，遭遇惡意批評及阻礙甚多，梅師皆容忍之，終能開其端」，可看出其堅忍卓絕的一面。

梅校長六十歲時，清華校友傅宗敢先生在「值得我們學習」一文中，揭示梅校長具有「專、大、公、愛」四種高貴品格；梅校長專心辦學、有容乃大、公正廉明，同時愛學校、愛國家、愛同仁、愛學生，錢思亮先生（民廿年清大畢業，曾任臺大校長、中研院院長）說：「梅先生一生在清華服務，梅先生忠於國家，敬業不遷，平易近人－－雖有崇高學術地位，但對任何人都是那樣平易」，「他的為人作事許多方面，都合中庸之道，平和但有原則，事必躬親，對大事的決定也能果斷」。梅校長受到清華師生校友很高的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梅貽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梅貽琦校長曾兩任教育部長嗎?有何曲折?

梅貽琦校長曾兩任教育部長嗎?有何曲折?

梅貽琦校長在1948年12月21日在政府「搶救學人」計畫下，乘機離開北平，當天抵達南京。次日，孫科行政院長便發表了他為教育部長的委任令。他堅辭不就，由陳雪屏次長代理。但允主持「南來教授接待委員會」。不久，局勢進一步急劇變化，蔣介石於1949年1月「引退」，李宗仁將南京政府南移廣州，孫科辭職，何應欽接長「行政院」，「教育部長」一職由杭立武接替。梅貽琦完全脫離「教育部長」虛銜，移居上海。根據教育部官網所列，「民國37年12月，部長，梅貽琦，未就職，陳雪屏次長代理部務﹔民國38年4月，杭立武接任部長」。當時曾有報導﹕「1948年12月29日，梅貽琦堅辭教育部長，陳雪屏代理教育部務」。梅校長曾就此說明﹕「自己「留平不南來，對不起南方朋友，來了就作官，無顏對留平的師生」。」

第二次是民國47年7月，陳誠奉命組閣，堅邀梅校長擔任教育部長，梅校長最後以兼任清華校長為條件下應允﹔民國50年2月  因病請辭獲准而卸任。

根據政論家阮大仁所著《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錄有「教育部長梅上張下之經過」[1] 一文，敘述1958年陳誠奉命組閣時，雖然蔣介石總統支持張其昀連任教育部長，但張不為陳所喜，陳誠三次各保舉三人，一共九人之多，請蔣圈選，不料均遭蔣拆封閱過後，不加一字，原件退回，成了僵局，而時機緊迫；陳誠不得已面見蔣先生，以求解決之法，最後商定請梅貽琦校長出任。這也許可以說明梅校長數度婉拒，而陳誠堅邀的苦衷。

[1] 阮大仁，《蔣中正日記中的當代人物》，台灣學生書局，台北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