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緣由與內容為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緣由與內容為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簡稱西南聯大紀念碑，是1946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清華、北大、南開即將回到天津、北平復校之際，西南聯大師生在校址上樹立的，以紀念西南聯合大學，如今該紀念碑作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矗立在昆明原聯大校址（今雲南師範大學校內）。[1]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座為圓拱形，高約5米，寬約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文由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撰寫、聞一多篆刻、羅庸手書，因而享有「三絕碑」的美譽。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共計1178字，通篇記敘聯大建校始末及歷史意義，碑後刻錄了834位西南聯大參軍同學的姓名，碑文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秊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秊，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倂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秊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始終，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曰：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嶢嵲。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喪，猶有舌。儘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1]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西南聯大校訓與校歌為何，有何緣由?

西南聯大校訓與校歌為何，有何緣由?

根據國民政府指令，原「長沙臨時大學」常委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三人被任命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委，共同主持校務。為鼓勵師生精神，堅持文化抗戰的決心，表達中華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聯大成立專門委員會，向全體聯大師生徵集警言、歌詞，制定新的校訓、校歌。從眾多來稿中，專門委員會經過反復篩選和討論，最後以「剛毅堅卓」四字作為聯大校訓。同時選定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用《滿江紅》詞牌填寫的歌詞，清華出身的教師張清常譜曲的詞曲作為校歌，歌詞為：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一曲20世紀中國大學校歌的絕唱，它凝聚了中國文人學者、莘莘學子在民族危難時刻最悲壯的呼喊，濃縮了聯大師生在國危家難之際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堅強意志。 [1]

[1] 岳南《大師與大學》，2016。

朱自清與清華的淵源為何？

朱自清與清華人結緣達二十三年之久，他原名自華，改名自清，常言「飽讀詩書氣自華」，但「飽讀詩書氣自清」對他的風格與著作形容更為貼切，也巧與「水木清華」合趣。1925年，朱自清進入清華中文系教書，一直到1948年去世，都不曾離開過清華。自1932年開始擔任中文系系主任後，殫精竭慮注重「古今會通，中外會通」，並親自開課達十六門之多。

西南聯大與清華有何淵源? 現址為哪一所大學?

西南聯大與清華有何淵源? 現址為哪一所大學?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抗戰時期由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聯合組成之大學，當時位於天津的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成廢墟，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均在北京淪陷前決定南遷，教育部遂於1937年8月與三校聯合商定，在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是為日後「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

「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常務委員，於該年的1937年11月1日正式開始上課，當時共有教師148人(其中清華73人，北大55人，南開20人)、學生1,496人(清華學生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等)。三校規模與人數，以清華為盛，北大次之，南開又次之。教員與學生人數，三校依次的比例約為7：5：2。校內不設校長，由三名常務委員與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組成「校常務委員會」，進行校內行政的各項決策，而三名常務委員略有分工，蔣校長負責總務、梅校長負責教務，張校長負責建築設備。[1]

「長沙臨時大學」共設文、法、理、工四學院十七學系，系別與課程和盧溝橋事變前的清華大學相近，只有個別學系與專業予以調整。主持校務的臨大常委梅貽琦，深感「烽火連天，弦歌未輟，雖校舍局促，設備缺乏，然倉卒得此，亦屬幸事。」[2]「長沙臨時大學」的運作時間不長，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長沙進入日軍的空襲範圍，於是常務委員會決議將學校遷至距離前線較遠的雲南昆明。1938年1月中旬，根據國民政府指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2月15日，蔣夢麟飛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臨時大學事務由梅貽琦坐陣指揮。[3] 在1938年4月進入昆明，並於4月2日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與一個選修班，學生共有993人。

由於西南聯大為三校聯合組成，因此在組織管理上亦多採共議制，並無單一決策者，而三校皆有的系所，也因應教學需要合併，由三校原本的老師共同授課，形成當時西南聯大百家爭鳴的特殊狀況。西南聯大下轄理、工、文、法商、師範共5個學院26個學系，全校教師約有350人，在校學生約有3,000餘人，在當時的大學規模中可謂相當龐大。在西南聯大時期，三校雖然同樣隸屬於西南聯大，但三校各自在聯大內仍然設有辦事處，也各自舉行招生工作。期間教師除了由聯大發給聘書外，三校也會各自頒發聘書。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23日學校決定北遷復員。次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任務正式結束，期間畢業、肄業者達8,000餘人。日後隨著整體情勢的變遷，清華歷史也展開了新的一頁。[4]

三校決定北歸後，與教育部以及雲南當局協議，師範學院留在昆明獨立設院，改稱昆明師範學院，現為雲南師範大學。

[1]《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書》（1937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檔案館藏。

[2]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載《清華校友通訊》第五卷、三期，1939年5月1日。

[3] 岳南《大師與大學》，2016。

[4] 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整理編撰。 (撰述內容改寫自以下參考書目：

車銘、林毓杉、符開甲，〈戰爭烽火中誕生的西南聯合大學〉，收錄於《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頁1-43。

劉克選編著，《北大與清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1998），頁246-276。)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中，有幾位清華校友？幾位清華教授？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八十一人中，有幾位清華校友？幾位清華教授？

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二十九人是清華人 (約36%)，他們是:

數理組八人:周仁 (1910)、竺可楨 (1910)、姜立夫 (1911)、侯德榜 (1912)、茅以昇 (1916)、葉企孫 (1918)、曾昭掄 (1920)、薩本棟 (1922)

生物組九人: 秉志 (1909)、錢崇樹 (1910)、戴芳瀾 (1913)、陳克恢(1918)、陳楨 (1919)、李先聞 (1923)、鄧叔群 (1923)、湯佩松 (1925)、馮德培 (1929)

人文組十二人: 胡適 (1910)、趙元任 (1910)、馬寅初 (特別生)、金岳霖 (1914)、陳達 (1916)、湯用彤 (1917)、李濟 (1918)、蕭公權 (1919) 錢端升 (1919)、梁思成 (1923)、梁思永 (1924)、李方桂 (1924)

時任清華教授則有九人。

廈門大學為什麼有「南方清華之譽」？

廈大第一任校長是薩本棟先生，而薩先生原是清華教授，同時期廈大五十一位教授中有四十七位是清華人！

[附記] 新竹清華大學與廈門大學關係源遠流長；據薩本棟先生哲嗣薩支唐教授告知，薩校長初任清華物理系教授時，「兩岸清華永久校長」梅貽琦校長擔任物理系系主任，並為薩校長於1931年結婚時的男儐相，薩梅兩家有通家之好；另一方面， 1949年後，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任期長達二十年的王亞南先生也曾是清華教授，這是兩校關係又一佳話。

清華素無外交專業系所，而外交人才輩出，是由於甚麼因緣際會? 代表性人物有誰?

清華素無外交專業系所，而外交人才輩出，是由於甚麼因緣際會? 代表性人物有誰?

部分答案應可追溯到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清華學校」由美國退還多所庚子賠款而成立為源頭﹔自1909年起，在庚款支持下，有計畫的考選大批國內菁英學子赴美深造，開風氣之先﹔這些校友與清華教師，通稱為「清華人」，多獲有名校高等學位，具有較佳的英語能力，而二十世紀肇始，我國全球視野民智初開，在常以強勢英語為背景的國際外交舞台，大放異彩，是身逢其時，而占有相當優勢，得以從容接受大時代的招喚。另外清華人文社會學科有不少曾接受嚴格外交學理薰陶、孕育的名師，有多人最後轉入外交界，同時也培育可觀的相關人才。

可能很多人知道，在我國駐美大使中，胡適是清華校友﹔也許較少人知道葉公超、蔣廷黻也是清華人，大概更少人知道曾參與籌辦清華學校，協助建立遊美學務處肄業館以及清華學校教學制度，並主持成立了清華學校校董會的顏惠慶曾任駐美特命全權公使(當時無大使銜)﹔而其他曾擔任我國外交部部長、次長以及大使、公使等要職的清華人亦所在多有，構成「民國職業外交官中最大的一個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