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抗戰前清華學制沿革
一、於1909、1910、1911年各選送47、70、63名直接留美生。第一屆在1909年8月通過留美考試後，當年11月即赴美留學，在肄業館內求學的時間僅三個月。第二屆留美考試在1910年8月舉行，在9月就直接出國赴美，國內講習時間只有一個月。
二、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將附屬肄業館改為學堂，依據所在地而定名「清華學堂」 (Tsing Hua College)。3月30日暫行開學儀式（中等科），4月1日高等科開學，採五三制。第一批中等科學生有300人，高等科學生130人，甄選後從中錄取63人直接赴美，除去不及格與缺考的12名高等科學生，其餘則留在學堂內修業。是以實際在學堂內學習的中高等科學生只有367人。清華學堂的首批學生。1911年秋，學堂正準備迎接第二學期的開始，10月卻發生辛亥革命，美籍老師出國避難，學生紛紛離校返家，清華學堂在運行一學期後即告夭折。
三、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5月1日，清華學堂重新開學，10月，更名為「清華學校」 (Tsing Hua School)，裁撤遊美學務處。在校生約500人，教員30餘人。
四、1913年，清華學制恢復為四四制，中等科與高等科相連。
五、1923年，停辦中等科。
六、1924年，停辦高等科。
七、1925年春成立國學研究院，從派遣留學逐步轉為培養本國人才，始創四年制大學教育。
八、1925年5月，清華學校大學部成立，分成普通科與專門科，分別修業兩年或三年，第一批普通科學生實際報到者有93人。因實辦成效不佳，故於1926年將「大學部」課程重新調整，比照國內的一般大學學制，成為四年一貫的正規大學。
九、1928年8月13日 國民政府接管，改名「國立清華大學」。
十、1929年 留美預備部結束，國學研究院停辦，第一屆大學部學生畢業
十一、1930年 設立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研究生院
[附記] 根據宣統元年(1908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務部為擬定收還庚子賠款遣派學生赴美辦法大綱事奏摺」，附有「遣派遊學學生辦法大綱」，開列清單，包括：
一、設肄業館。約容學生三百名，延用美國高等、初級各科教習，所有辦法均照美國學堂，以便學生熟悉課程，到美入學可無扞格，此館專為已經選取各省學生暫留學習，以便考察品學而設。詳細章程另擬。
二、考選學生各條。所取學生擬分兩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國文通達，英文及科學程度可入美國大學或專門學；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國文通達，姿稟特異。以上二項均須身體強壯，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始為合格。每年擬取第一格學生一百名，除由外務部、學部在京招考外，並分諮各省提學使，在各該省招考錄取合格學生，不拘額數，諮送外務部、學部複考，選取實在合格者，送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擬取第二格學生二百名，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滿蒙漢旗人及內外蒙古、西藏等處，參照省分大小，賠款多寡，以及有無賠款，斟酌衷益，定為額數，由學部行知各省提學使，各按單開定額，選取送京，入肄業館學習，或數月，或一年，再行由館甄別。甄別辦法系將考試分數及平日分數合計，甄別之後，於兩格學生內各選五十名，送赴美國留學，其不入選之生，仍留館肄業。本年應派學生為時已迫，擬電行各省選取合格學生各若干名，克期送部考試，擇優送往美國，仍一面在京招考派送。
經核定，於1909、1910、1911年各選送47、70、63名直接留美生。第一屆在1909年8月通過留美考試後，當年11月即赴美留學，在肄業館內求學的時間僅三個月。第二屆留美考試在1910年8月舉行，在9月就直接出國赴美，國內講習時間只有一個月。
1911年2月，遊美學務處將附屬肄業館改為學堂，依據所在地而定名「清華學堂」 (Tsing Hua College)。3月30日暫行開學儀式（中等科），4月1日高等科開學，教師多從美國聘請，遊美學務處也遷入工字廳辦公。第一批中等科學生有300人，高等科學生130人，甄選後從中錄取63人直接赴美，除去不及格與缺考的12名高等科學生，其餘則留在學堂內修業。是以實際在學堂內學習的中高等科學生只有367人。清華學堂的首批學生。1911年秋，學堂正準備迎接第二學期的開始，10月卻發生辛亥革命，美籍老師出國避難，學生紛紛離校返家，清華學堂在運行一學期後即告夭折。
宣統三年(1911年) 7月14日遊美學務處改行清華學堂章程緣由致外務部申呈略謂：
查清華學堂章程，前經本處申請奏明立案。奉朱批：依議。欽此欽遵在案。按原章內開，本學堂章程有應變更之處，得隨時修正，呈請外務部、學部備案。等語。
今該學堂開辦數月，據稱：體察情形，宜將原訂章程酌加修改，自係實在情形。檢閱所改各條內，如中等科畢業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五年，高等科畢業年限原定四年，今改三年，正與部定中學堂暨高等學堂畢業年限相符。又如該學堂每年擇高等科學行最優美之學生，按照經費數目酌定名額，諮請本處送往美國遊學，以及每年擇中等科畢業學行最優美之學生，升入高等科，其餘中等科畢業生須與堂外新招之學生同受升學考試錄取者，乃得升入各節，自係為慎重學務拔取真才起見，事屬可行。
依「清華學堂章程」三十七條中第四條 本學堂參合中國及美國中學以上辦法，設高等、中等兩科。高等科三年畢業，中等科五年畢業。其他相關條文有：
第六條 每年由遊美學務處考取學生送本學堂分班入學。
第七條 學生入學年齡，高等科在十六以上二十以下，中等科在十二以上十五以下。
第十條 學生入學均先試學數月，甄別去留。以後如再有學行太劣，體質太弱，請假過久等事者，每遇學期考試時仍照甄別辦理。第十四條 高等、中等兩科學生畢業者，本學堂分別給與畢業文憑。
第十五條 本學堂每年擇高等科學行最優美之學生，按照經費數目酌定名額，諮請遊美學務處送往美國遊學。
第十六條 每年擇中等科畢業學行最優美之學生升入本學堂高等科，其餘中等科畢業生須與堂外新招之學生同受升學考試，錄取者乃得升入。
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1912年5月1日，清華學堂重新開學，10月，更名為「清華學校」 (Tsing Hua School)，裁撤遊美學務處。在校生約500人，教員30餘人。
1913年，清華學制恢復為四四制，中等科與高等科相連。
1914-1921年，專科留美學生，直接送赴美國留學，分為男女二科，共八十人。1921年起，改為每二年考選十名，實際僅選送五名，至1929年始招滿十名。
1921年，留美舊制依教育部新頒學制，改為三三二制，即中等科、高等科各為三年，餘二年為大學一年級與二年級，舊制生大學二年級結業，直接留美。
1922年，改為四三一制，即中等科保持原來的四年制至結束為止、高等科改為三年，及大學一年級，結業後直接留美。。
1924年，停辦高等科。
1925年春成立國學研究院，從派遣留學逐步轉為培養本國人才，始創四年制本科教育，分文、理、法三院，十一學系（國文、西洋文學、歷史、政治、經濟、教育心理、物理、化學、生物、農學、工程）
1925年5月，清華學校大學部成立，分成普通科與專門科，分別修業兩年或三年，第一批普通科學生實際報到者有93人。因實辦成效不佳，故於1926年將「大學部」課程重新調整，比照國內的一般大學學制，成為四年一貫的正規大學，並設17個學系 (新增東方語文、哲學、社會、數學、體育軍事、音樂六系)。
1928年8月13日 國民政府接管，改名「國立清華大學」，有文、法、理3個學院，14個系
1929年 留美預備部結束，國學研究院停辦，第一屆大學部學生畢業
1930年 設立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研究生院
1932年 增設工學院 (由土木、機械、電機三系組成)、法律學系和農業研究所，共計4個學院16個系
1933年 設心理、社會、地理三個研究所
1934年 在北京有四院十七系，即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系、哲學系、歷史學系、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理學院：物理學系、化學系、算學系、地學系、生物學系、心理學系，法學院：法律學系、政治學系、經濟學系，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文學院五系，理學院六系以及政治、經濟學系均設研究所，隸屬研究院。另在江西南昌設立航空研究所，在湖南長沙成立無線電研究所 1936年 停辦法律學系
2014年10月6日 星期一
2014年9月20日 星期六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為什麼清華在現代中國新詩發展中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清華第二屆直接留美生胡適先生以提倡白話文出名，同時也於民國八年出了中國第一本個人新詩集「嘗試集」，開拓了與古典詩歌涇渭分明的詩歌形態，不少人開始創作新詩；最負盛名的「新月詩社」，除徐志摩外，胡適、梁實秋、聞一多、沈從文、葉公超、林徽因等人都是清華人，連「新月」之名也是受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先生建議所取；張教務長一向崇拜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喜愛他的詩歌，因泰戈爾著有詩集《新月集》，不僅先將女兒取名「新月」，並推薦給共同籌備組織文學社的朋友，大家欣然接受，於是就產生了「新月社」；新月派不滿於「五四」以後，「自由詩人」散文化傾向以及忽視詩藝的作風，擧起了「使詩的内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爲一種完美的藝術」，也就是「使新詩成爲詩」的旗幟。
2014年9月10日 星期三
大陸中國物理學會認為對中國物理發展最有貢獻的五位物理學家都是清華人嗎？
公元2000年時，大陸中國物理學會為紀念胡剛復等五位物理學界前輩，設立了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王淦昌物理學獎，這五位物理學家都是廣義的清華人(包括西南聯大時期)。
西南聯大二三事(一) - 敘永分校
西南聯大二三事(一) - 敘永分校
1940夏天起至1941秋天，日機幾乎天天轟炸，緬甸與越南相繼淪陷，國民政府下達指令，宜作萬一之準備，向安全地區遷移﹔西南聯大最後決定在重慶以西的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初步將一年級名新生遷往上課。1940.11.13，一年級近700名新生在敘永分校報到上課。至1941.1.6，西南聯大敘永分校開始上課。但敘永分校生活環境較昆明尤為艱困，師生對此均不滿意。[1]
梅校長在日記中 [2]，從1941.2.12，到1941.8.31 ，至少有十四次提及敘永分校問題﹕
1941.2.12 ﹕「開常委會，至下年分校問題，僅提出請大家注意。」
1941.3.26﹕「下午五時起開聯大校務會議，所討論最久問題為下年是仍設分校?如設應在何處? 結果以反正兩案付表決，各得七票，眾意仍請常委作最後之決定，但一時似難即定。此事之最要觀點為:
1. 分校在物質與精神上皆有不一之處，
2. 無分校對於時局變化更難應付，
3. 為招收好學生則分校不分校皆可有辦法，
4. 用費方面則分校人、物運輸與修繕等費較補助學生由川黔來昆之路費要多數倍，
5. 倘欲以分校作較永久之佈置則是另一個問題，但亦可考慮者。」
1941.4.16﹕「晚六點至九點開聯大常委會。上午適接楊今甫(主任)函，謂昆明有不公允之待遇，敘委會乃決定加給遷移津貼，使人不快，而益感覺敘永分校之設立不宜。」
1941.4.23﹕「下午六點開聯大常委會，敘永分校近來措施多有不合，會中皆有同感。余亦有不滿之詞，但話語似太多矣。」
1941.5.7﹕「下午七點開聯大校務會議，暫定下年取消分校 (八比七票)，仍集中於昆明上課。」
1941. 5.19 ﹕「在重慶見陳立夫部長，陳問及分校問題是否有決定? 余謂﹕如夏間時局無大變化，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陳謂﹕「還是在昆明好些」(意兼指生活問題)。」
1941.5.25 ﹕「陳立夫部長再問及分校計畫，告以二年級決遷回昆明，一年級生如夏間雲南無變化，亦在昆明上課，敘永房舍仍設法保留。陳表示頗以為然。」
1941. 6.9 ﹕往敘永，「晚與楊今甫(主任)共談校事各問題。」
1941. 6.10 ﹕「視察各單位，與校務委員會諸君會談。為諸君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後由諸君發言表示意見，可歸納以下八點(略)。余除簡單說明外，未多辯論，但允為轉達昆明，並儘速決定通知各方。」
1941. 6.11 ﹕「約集分校教職員全體與眷屬茶敘，到者數百人。」
1941. 6.12 ﹕「國民月會，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外，特勉勵學生注意勞作精神、團體生活、選系意義。」
1941. 6.13 ﹕「敘校教授十七八人公宴余等，飯後提議再談分校問題，數人輪流發言，頗有辯論會態勢。有人提議試作表決，余謂無此需要，他人亦言不必，遂未續談。後由余敬每位三五菸一支，就此歡散。」
1941.8.26 ﹕清華校務會議，報告敘永問題。
1941.8.31 ﹔正之(吳友訓)來，再談敘永分校問題。
可見在敘永設立分校，自始即問題重重。在，敘永分校於1941.1.6開始上課，到3.26時，聯大校務會議，對下年是仍設分校問題，以反正兩案付表決，各得七票，意見甚為分歧﹔4.16，聯大常委會前，適接分校楊今甫(主任)函，謂昆明有不公允之待遇，敘委會乃決定加給遷移津貼，使人不快，而益感覺敘永分校之設立不宜﹔到4.23提到開聯大常委會，會中皆有同感敘永分校近來措施多有不合，到5.7，聯大校務會議，即八比七票以暫定下年取消分校，仍集中於昆明上課。
5.19，梅校長到重慶見教育部陳立夫部長，報告如夏間時局無大變化，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隔幾天(5.25)，陳立夫部長再問及分校計畫，告以二年級決遷回昆明，一年級生如夏間雲南無變化，亦在昆明上課，敘永房舍仍設法保留。陳表示頗以為然。
其後(6.9)梅校長赴敘永視察與溝通，於6.10，視察各單位，與校務委員會諸君會談。為諸君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後由諸君發言表示意見。除簡單說明外，未多辯論，但允為轉達昆明，並儘速決定通知各方。到6.13，敘校教授十七八人公宴余等，飯後提議再談分校問題，數人輪流發言，頗有辯論會態勢。有人提議試作表決，梅校長謂無此需要，他人亦言不必，遂未續談。顯見此時分校人員意見仍然紛紜。
西南聯大校務會議先是決定撤銷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學生遷返昆明上學，仍在敘永辦先修班。10月下旬，又決定將先修班遷返昆明。因此敘永分校之存在，前後不到一年。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黨史網有下列記載:「從昆明來敘永之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等宣布由學生徐樹仁等五人組成西南聯大敘永分校臨時黨支部，任命徐樹仁為支部書記。支部通過公開合法的進步社團「社會科學研究會」，團結進步學生，大力宣傳革命主張。在群眾運動中，宿舍曾被荷槍實彈駐軍包圍、搜查。4月12日，國民黨四川當局向敘永縣政府發出查禁密令，徐樹仁等被迫撤離。」[3] 這部分是否對撤銷分校決策有影響，則無法從日記中得到線索。
[1] 岳南: 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上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
(2017)
[2] 梅贻琦: 梅贻琦日記 (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 (2001)
[3]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416/c85037-26856216.html
西南聯大二三事 (二) - 昆明「一二、一」事件
西南聯大二三事 (二) - 昆明「一二、一」事件
1945年11月19日國，共難內戰風雨欲來。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成立，消息傳到昆明，各校學生反應強烈，蠢蠢欲動。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抓住時機，決定立即出馬，悄悄潛入校園，暗中支持學生運動。[1]
此時的西南聯大三個常委均不在校，梅校長已由重慶轉赴北平接收清華校產，為學校復員作準備。想不到就在這個空隙，學潮爆發，昆明軍治機構鎮壓結果，造成四死一傷慘案，學潮更為擴大。
政府急電人在北京的梅校長返昆明處理，日記[2]中記有﹕
12.6﹕「覆部電，待機即返」，「下午又接部電促歸」。
12.8﹕「訪王叔銘，允為訂機赴渝」。
12.10﹕「中午訪王叔銘，承允明早必有機返渝」。
12.11﹕飛重慶，「至教育部與(朱)騮先部長談半時許，」「部長似甚緊張」。「本週如不能安定復課，則與其經政府解散，毋寧自請停辦耳」。
12.12﹕「再與朱部長詳談」，「搭貨機抵昆」。
12.13﹕「與(傅)孟真、(朱)經農晤談，經方自盧漢主席處歸，述及重慶密電告盧，有十五日以後如不復課即準備舉動之語」，「至雲大醫院慰問受傷學生四人」。
12.14﹕「約常委會諸君商定佈告十七日上課」，「約 (聞)一多來談一時許，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12.15﹕「與常委會全體召集學生代表在辦事處談話，說明學校規定十七日上課之原因，及屆時不上課後果之嚴重」。
12.16﹕「學生代表八人來送一書面答覆，為昨晚代表大會議決「在條件未完滿解決前不能復課」」，「至新校巡視，情況甚亂，至圖館向死者四人致祭後即出」，「飯後九點，(潘)光旦偕一多來，一多告學生方面可有轉機。甚喜，即走告孟真」。
12.17﹕「無上課者」，約教授會同仁茶話：「報告最近數日經過及本人（與傅）感覺無望，不能不退避賢路之意」，「余先退出，諸君隨改開教授會，議決請緩辭」，「明日各教授向本系學生勸告，如無效，將總辭職」。
12.18﹕「各系諸君有來報告談話情形，似無大把握」。
12.19﹕「教授會，先考慮提案事由，但難斷定學生代表開會提出條件，遂未予考慮」，「決即以書面勸告諸生」，「並請盧漢主席取消禁止自由開會之令」，「文告擬就，即付印貼出。隨訪盧，允即做聲明」。
12.20﹕「聞今早上課頗不整齊，但未有阻撓情勢」， 「教授會，先由上課教師報告各班情形」，「學生會理事答詞仍甚閃爍，明日情恐仍不能樂觀也」。
12.21﹕「巡視各班上課秩序，似不如昨日之安靜。學生張貼頗亂，有涉及師長個人者，傅、查(良釗)等為撕去」。
12.22:
「下午三點教授會，學生會又有函，報告「罷聯會」對於復課條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結束者。聞未到會，派(劉)壽民暫代。孟真頗示焦躁，蓋已決於明日返渝，校事不過問矣。會散後留周、馮、趙晚飯，草「談話」之二。飯後又隨周、趙訪傅，勸其稍緩返渝，未得諒允。以後只好仍自支撐耳」。
12.23﹕「教授會聲明文告登報未洽妥，急函盧請設法刊出」，「盧信謂宜先有上課聲明始好豋其他文件」。
12.24﹕「上課情形大致如前二天」，「工學院教授二十餘人已有辭職意，當即勸慰稍耐至後二日再看」，「下午四點與新聞界茶敘，諸人表示為難，即廣告似不欲照豋」，「飯後九點與新聞界諸君再商談，初仍表示困難，最後由錢昌碩提議以談話方式發表，允與同仁考慮」。
12.25﹕「共商談話文稿，於下午油印送去」，「李宗黃昨赴渝」。
12.26﹕「早見報「談話」悉照原文登出，「罷聯會」亦有即日復課之啟事。校中學生已大部上課，工院全體上課，師範專修科則全未上課」。
12.27﹕「上午全體學生上課矣」。
12.28﹕「錢端升亦認聞一多十七日在會中之言詞已有使校中當局不能忽視者」。
12.31﹕「審閱關於校產損失報部文件」。
可見梅校長於12.12趕回昆明後，在中央威脅解散學校、職業學生唯恐天下不亂下，處理事件之各項折衝，包括以辭職明志、教授集體辭職等，歷盡艱難，最後得以於12.27「上午全體學生上課矣」落幕。期間在與教育部、省政當局、新聞界、教授、學生等多方折衝、歷盡艱辛，高潮迭起，甚至一度(12.17)「本人（與傅）感覺無望」，有退避賢路之意，教授們「向本系學生勸告，如無效，將總辭職」，情勢險峻。最後獲得中央支持，將被指為元凶之一的雲南代主席李宗黃調赴重慶，始得峰迴路轉。而由其他資料顯示，也得力於暗中推動學潮的中共認為「運動已在政治上獲得重大戰果，應改變鬥爭方式，及時復課，以便鞏固勝利，積蓄力量，把民主運動引向深入。」[1] 在約半月時間，要靠梅校長「剛毅堅卓」，才能帶領西南聯大再一次度過難關。
[1] 岳南: 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上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
(2017)
[2] 梅贻琦: 梅贻琦日記
(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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