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孫科是民國政界重要人物，分別為「中基會」任期最短(1929，6個月)與最長(1929-1974，46年) 的董事。
汪精衛擔任董事只有6個月與胡適有關。汪精衛是國民政府在1928年7月底函令，企圖改變原來北洋政府時代成立的「中基會」章程時所提名的，並逕行任命十五名新董事，但外交部陸續收到駐美使館來電，如果中國片面改訂「中基會」章程，則美方會將庚款停付。最後由時任「中基會」董事的胡適，替從 10月24日起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起了一份呈稿，重點為:
「若取消原有董事會，如要美方繼續付款，曠日持久，擬令原有之董事會開會，將應行改組事宜，妥善辦理，以期於款項交替上不致發生障礙」，而由行政院院會議決照辦。
由於國民政府 7月底命令形同作廢，舊董事會得於 1929年1月4日如期在杭州召開第三次常會，主要任務有二，一是修改章程，二是改選董事。修改章程部分，尚稱順利，改選董事，則因美國董事對汪精衛之加入多持反對態度，又由胡適想出辦法，選擇「一上一下」之法，讓任期僅剩半年的郭秉文辭職，選出汪精衛繼任，到1929年6月任滿。而胡適雖前由政府提名續任，自請辭職，由會中舉人繼任，可以證明會章缺額由「中基會」董事選補一條仍然有效。董事會以蔡元培為主席，通過了胡適所提修正章程案五條，同時董事的辭職與改選，也全照胡適所擬名單通過。胡適後來在數家英文報紙上以「『中基會』重獲獨立」為題，詳述「中基會」改組始末，他認為杭州會議最大的收穫是「擺脫了政治干擾，重建了一個教育基金會的獨立與自由的基本原則」。但「中基會」的改組，終究是政治干預的結果，只不過在改組過程中，董事們所秉持的教育學術獨立之理想得以堅持。其中最關鍵的影響即在於經費的獨立。若非美方以停付庚款相要脅，胡適等人恐亦無招架之餘地。[1]
從此事件可看出胡適在「中基會」成立初期，即扮演重要角色，並發揮關鍵影響力。至於為何美國董事對汪精衛之加入多持反對態度，則未得知。汪精衛董事一職，於1929年6月29日董事會改選，票選胡適繼任，並任秘書之職。
另一方面。「中基會」歷屆董事中，除有多位閣揆，外交、教育、財政部長外，學界有多位曾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台灣大學校長:
清華大學: 周詒春（1924-1929年，1931-1952年），梅貽琦（1950年－1962年），陳可忠（1965年－1969年），閻振興（1969年－2005年），劉兆玄（1996年－），毛高文（2012年－2018年），陳力俊（2019年－）。
北京大學﹕蔡元培（1927年－1940年），蔣夢麟（1924年－1930年；1940年－1965年），胡適（1927年－1929年，1929年－1962年）。
台灣大學﹕傅斯年（1945年－1951年），錢思亮（1952年－1984年），閻振興（1969年－2005年），孫震（1992年－），陳維昭（2005年－）。[2]
[1] 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5，台北 (1991年10月)。
[2] 1924-2018業務報告，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台北 (2019年3月)。
1930年中基會第四次董事常會合影 (前排左起: 李石曾、翁文灝、蔡元培、蔣夢麟、孫科、貝克，後排左起: 任鴻寯、顧臨、胡適、趙元任)。
汪精衛擔任董事只有6個月與胡適有關。汪精衛是國民政府在1928年7月底函令，企圖改變原來北洋政府時代成立的「中基會」章程時所提名的，並逕行任命十五名新董事，但外交部陸續收到駐美使館來電，如果中國片面改訂「中基會」章程，則美方會將庚款停付。最後由時任「中基會」董事的胡適，替從 10月24日起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起了一份呈稿，重點為:
「若取消原有董事會，如要美方繼續付款，曠日持久，擬令原有之董事會開會，將應行改組事宜，妥善辦理，以期於款項交替上不致發生障礙」，而由行政院院會議決照辦。
由於國民政府 7月底命令形同作廢，舊董事會得於 1929年1月4日如期在杭州召開第三次常會，主要任務有二，一是修改章程，二是改選董事。修改章程部分，尚稱順利，改選董事，則因美國董事對汪精衛之加入多持反對態度，又由胡適想出辦法，選擇「一上一下」之法，讓任期僅剩半年的郭秉文辭職，選出汪精衛繼任，到1929年6月任滿。而胡適雖前由政府提名續任，自請辭職，由會中舉人繼任，可以證明會章缺額由「中基會」董事選補一條仍然有效。董事會以蔡元培為主席，通過了胡適所提修正章程案五條，同時董事的辭職與改選，也全照胡適所擬名單通過。胡適後來在數家英文報紙上以「『中基會』重獲獨立」為題，詳述「中基會」改組始末，他認為杭州會議最大的收穫是「擺脫了政治干擾，重建了一個教育基金會的獨立與自由的基本原則」。但「中基會」的改組，終究是政治干預的結果，只不過在改組過程中，董事們所秉持的教育學術獨立之理想得以堅持。其中最關鍵的影響即在於經費的獨立。若非美方以停付庚款相要脅，胡適等人恐亦無招架之餘地。[1]
從此事件可看出胡適在「中基會」成立初期，即扮演重要角色，並發揮關鍵影響力。至於為何美國董事對汪精衛之加入多持反對態度，則未得知。汪精衛董事一職，於1929年6月29日董事會改選，票選胡適繼任，並任秘書之職。
另一方面。「中基會」歷屆董事中，除有多位閣揆，外交、教育、財政部長外，學界有多位曾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台灣大學校長:
清華大學: 周詒春（1924-1929年，1931-1952年），梅貽琦（1950年－1962年），陳可忠（1965年－1969年），閻振興（1969年－2005年），劉兆玄（1996年－），毛高文（2012年－2018年），陳力俊（2019年－）。
北京大學﹕蔡元培（1927年－1940年），蔣夢麟（1924年－1930年；1940年－1965年），胡適（1927年－1929年，1929年－1962年）。
台灣大學﹕傅斯年（1945年－1951年），錢思亮（1952年－1984年），閻振興（1969年－2005年），孫震（1992年－），陳維昭（2005年－）。[2]
[1] 楊翠華、《中基會對科學的贊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5，台北 (1991年10月)。
[2] 1924-2018業務報告，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台北 (201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