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吳宓與陳寅恪

「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吳宓與陳寅恪

吳宓 (1894-1978) 於1911年入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中等科，1916年畢業於清華留美預備學校高等科。1924年到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授，1925年任清華學校研究院籌備主任，以後又在昆明西南聯大擔任教授。於1941年被教育部聘為首批部聘教授。1943年至1944年吳宓代理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總計在清華大學就學六年，任教 (包括西南聯大) 達二十年，緣分匪淺。吳在清華期間，曾於1930年遊學歐洲，遍歷蘇、英、法、德、比、瑞士諸國，又在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修學年餘，所學極博。執教清華期間，吳宓是「清華的一個精神力量。」

吳宓是比較文學家、著名西洋文學家，學衡派代表人物。1917年，23歲的吳宓赴美國留學，周詒春校長根據平時對吳的觀察，認為「宓無交際之活動之才能，不諳習實際事務與社會人情，決不宜為報館訪員（記者）。統觀宓之才性，最適合於文學。故派定宓學習『文學』。」吳宓聽從其計，入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與哈佛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如魚得水，學問大有長進，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回國後在文史領域可謂成就斐然，相繼成為《學衡》派主將，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大學部教授和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部聘教授，以及紅學研究專家、詩人等等，名貫儒林。許多年後，吳宓回顧自己的一生事業，發出周詒春校長“實是宓之知己”的感歎。吳宓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比較文學系，師從白璧德（Irving Babbitt），獲碩士學位。留美五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1,2]

1921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南京高師與國立東南大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和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共同主編於1922年創辦之《學衡》雜誌，11年間共出版79期，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禮，別成一派。這一時期他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採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吳宓詩文集》、《空軒詩話》等專著。被稱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中國紅學的開創人之一。[1]

1923年下學期開學後，清華學校高等科四年級（本年畢業留美）學生梁實秋等人到南京東南大學遊覽、參觀，順便聽了吳宓幾堂課，梁為吳之風采和學問傾倒，回到清華後作了積極反應。據吳宓日記載：「梁君本人，連聽宓課兩三日。適值宓講授《歐洲文學史》，正至盧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後，即在《清華週刊》中著論，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又述其聽宓講盧梭課，宓預先寫大綱於黑板，講時，不開書本，不看筆記及紙片，而內容豐富，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清華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哉！云云。」受到正準備創辦研究院國學門的校長曹雲祥重視，以致後來發函致聘，並與梅貽琦等同列的大學籌備會委員。[2]

1925年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根據學生的回憶﹕「吳通曉國學與西洋文學，擅長用舊體詩來表達現代人的心理，尤其是中國人的思想與感情，他講課生動，對學生富有熱情與關懷」，應是主持「國學研究院」的是當人選。[3] 同時著名的語言學家季羨林在《清華園日記》中記載﹕「我認為，他是西洋文學系中最有學問的教授」。[4]

吳力薦知友，也是哈佛同窗陳寅恪為導師，稱其「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而吳宓與陳寅恪兩位先生的學術活動及友誼，為二十世紀學術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吳宓幼女吳學昭，以父親的日記、書信、遺稿為據，忠實的記錄了吳陳兩位先生從哈佛同窗、清華同事、聯大流亡、燕京授業，直到抗戰勝利後勞燕分飛、遠山相隔、粵蜀相望、魚雁往還，一段長達半個世紀的曠世友誼。細緻入微地敘述了吳宓與陳寅恪的學術思想與社會活動，真切反映了他們對世局及知識分子命運的種種思考，特別是對中華文化，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念的至死堅守。兩位老人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盡摧殘折磨去世。

吳宓與陳寅恪的深情厚誼橫跨半個世紀，除了兩位先生的相交與相知，包括王國維、梁啟超在內的中外幾代知識人，也都或隱或顯地在兩位先生的交往與生平中留下過身影。同時，作為歷史共同的親歷者，兩位先生自身的境遇，以及身邊故友、同事、學生的際遇，恰可以看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真實而鮮活的一面。[5]

　

[1]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宓

[2] 岳南，《「大學與大師」（上冊）1910-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繁體字版，時報出版，台北 (2019)。

[3]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臺北 (1996)。

[4] 季羨林，《清華園日記》，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

[5] 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增補本）》繁體版，三聯，香港 (2016)。

[附記] 吳學昭為吳宓幼女，為曾任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續絃，本人爭議甚多。

「文藝復興人」葉公超寂寞身後事

「文藝復興人」葉公超寂寞身後事

葉公超（1904-1981），於1929-1935年間為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後在西南聯大曾代理外文系主任，對日抗戰期間，轉任外交工作，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58-1961）、外交部長（1949-1958）、總統府資政。

從文學到外交，葉公超都是一流與風流人物。他是將艾略特 (T.S. Eliot) 詩作引進中國的第一人。 葉公超是一個才子，不論在文學還是外交的領域。胡適說他的英文是第一等的，他擅書畫，且是極出色的文藝批評家，美國漢學家費正清 (John Fairbank) 稱他為「學貫中西的中國文藝復興人」。1949年國府來臺前夕，開啟他近十年的外交部長任期，他代表臺灣簽下《中日和約》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於1958年臺海危機時，接下駐美大使之職，1950年代是葉公超的黃金歲月，任何與國府打交道的外國人，無人不識喬治葉 (George Yeh) 的大名。「飛揚跋扈為誰雄」，葉公超是中國近代外交史扛鼎之人。[1] 有「文學的天才，外交的奇才」的美譽，英語之好，梁實秋亦贊「英文造詣特深，說寫都很出色」。

1961年因與蔣介石在外蒙古入聯問題上持不同策略，於10月13日奉急召返國，旋被免職：先遭「留在總統身邊以備顧問」為由不得返任，後在當年11月改聘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從此遭到長期監視，並被禁止出國長達16年。1978年5月後轉任總統府資政閒職。離開仕途後寄情書畫，「怒而寫竹，喜而繪蘭，閒而狩獵，感而賦詩」，稱自己是「悲劇的一生」，梁實秋亦形容其晚年「情況相當落寞」。

1981年，葉公超病逝於台北榮民總醫院。《聯合報》刊登一篇署名楊子的文章，題目為《紅粉知己》，評價葉道「既有器識過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風度，又是一個才華橫溢而終為俗吏所讒的悲劇英雄」。 [2]

葉公超與新竹清華的交會，有記載者包括:

一、時任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回憶說：「梅貽琦在美國的時候，我每次至紐約都去看他，都勸他回臺灣來，而且要把清華的錢用在臺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許多計畫來，他說：『我不願意把清華的錢去蓋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錢為國家作長期的研究工作。那時候國內就有些人對梅先生不甚滿意，認為他是一個守財奴，只肯把錢用在國外，不肯用在臺灣。我最初也這樣想，後來我才知道他並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個想到現在的長期發展科學，至少胡適之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3]

二、在台北與梅貽琦前校長以及胡適校友會面合照，

三、在《遠路不須愁日暮》一書中，收錄有1960年時任駐美大使葉公超在華盛頓雙橡園與參加「中基會」第三十一次年會董事合影照片。[4]

四、清華校園「八角亭」題字: 「八角亭」在「成功湖」步道的一端，與垂岸的楊柳並依，小巧獨特。此亭是由08級（1936年畢業）校友於畢業四十年〈即1976年〉所共同捐建，其亭上的匾額上乃由葉公超先生題字「八極四秩」，取「和道八極，賞樂四序，顏曰八極四秩蓋亦諧意八級四十也」，亦即第八級畢業四十年之意。按八極指八方極遠之地，四序即四季。

五、閻振興前校長擔任教育部長時，常與時任政務委員葉公超在行政院院會見面，據閻振興回憶說﹕「每次葉公超來開會，使會場氣氛很輕鬆融洽。他人很幽默，常常講一些笑話。[1]

六、2013年，清華大學成立「亞洲政策中心」，並設置「葉公超講座」。該中心結合清華相關學術及研究資源，扮演中立的智庫角色，發揮政策建議功能。同時，首任中心主任兼「葉公超講座教授」由美國在臺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AIT）臺北辦事處前處長司徒文博士（Dr. William A. Stanton）擔任。[5]

[1] 湯晏，《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衛城出版，台北 (2015)。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葉公超

[3] 岳南，《「大學與大師」（下冊）1930-1960，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繁體字版，時報出版，台北 (2019)。

[4] 楊翠華、龐桂芬編，《遠路不須愁日暮-胡適晚年身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 (2005年8月)。

[5] 陳力俊，《一個校長的思考 (二)》，第170-171頁，致出版，台北 (2019)。

「民主鬥士」殷海光先生傳略

「民主鬥士」殷海光先生傳略

在台北有紀念館的「清華人」中，殷海光較為特別，因為殷先生是英年早逝的異議份子，而非如胡適、錢穆、林語堂與梁實秋等馳名文壇而高壽的人物，但其在台灣約二十年的時間，對台灣的反威權與民主化。仍留下不可磨滅的影響。

殷海光先生1919年生，1969年去世，今年恰是其百年冥誕。他是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大師。早年求學于西南聯大哲學系、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1949年來台。曾任《中央日報》、《自由中國》主筆，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殷海光是1950-1960年代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之一，他深受羅素、海耶克、波柏等哲學大師的影響，極力宣揚反抗權威、追求自由思想。著作極豐，他的著述以深刻的思想、縝密的邏輯，以及充滿激情的文字，影響海外的知識界與民眾，代表著作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思想與方法》、《邏輯新引》、《怎麼判別是非》、《中國文化的展望》等。

殷海光7歲時入學受教育，有關他的小學、中學兩階段，分別是在家鄉和武昌完成。自幼年起，就是一位非常喜愛自由、且任性發展的人。在武昌的中學唸書時，他往往對喜歡的功課孜孜不倦，因此成績特別好，反之則常不及格。

高中時期殷海光便迷上哲學，十六歲便於《東方雜誌》發表文章，17歲念高中二年級時，就在正中書局出版了一部長達40萬字的譯著《邏輯基本》。受到當時哲學大師金岳霖的影響與幫助，1938年考取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1942年大學畢業後隨即考取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專攻西方哲學。

高中畢業後，殷海光到北平，親自向金岳霖、熊十力等人問學；直到1938年時考入西南聯大，正式師從金岳霖。抗戰結束初期，殷先生開始在重慶謀職，由於以言詞激烈的反共著作，深獲國民黨內高層所注意，結果經徐復觀的引薦，曾一度蒙蔣介石召見。

1945年抗日戰爭中，投筆從戎加入青年軍，八個月後因為不適應軍隊生活回到了重慶。日本投降後，以筆名殷海光踏入出版界。194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後便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任職，後獲聘為《中央日報》主筆，並擔任金陵大學講師，講授「哲學與邏輯」課程。1948年11月4日，在《中央日報》上發表《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猛烈抨擊門閥貴族和國共內戰中中國國民黨的內外政策。

1949年，隨《中央日報》到臺灣，仍任該報主筆，代總主筆，同時兼任《民族報》總主筆。同年5月12日，又因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設防的基礎在人心》，直論跟隨蔣中正遷臺的軍政人員為「政治垃圾」，再次觸怒當局，受到中國國民黨的圍攻、批判，並被迫離開《中央日報》，轉任臺灣大學講師，先後開設課程有：邏輯、邏輯經驗論、羅素哲學、理論語意學、科學的哲學、現代符號邏輯、歷史與科學等。同年11月參加在胡適、雷震、傅斯年等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為主要編輯之一。

1954年，以訪問學者名義赴哈佛大學研究講學一年。一年後回到臺灣，一面在臺灣大學任教，另一方面為《自由中國》和香港《祖國週刊》撰寫了大量的政論文章，他堅持以筆的力量來對抗言論思想禁制。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臺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之一。

1960年，他在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曾提供理論分析，認為組黨乃時勢所趨。同年更被《中國季刊》推崇為臺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領袖，為臺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與啟蒙者。因經常直論時政以致最終引起當權者的不滿。其中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最為有名。但是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他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至此以後，不斷受到中國國民黨政府壓力，或許因此而開始有學者指其為「偽自由主義者」、「文字賣國者」、「知識詐欺­者」，甚至於指責他「從事煽動顛覆」。

1964年，中國國民黨政府停止他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補助，這筆補助佔­他最低生活費用的一半；接著，又查禁他交由文星書店出版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版稅收入因而中斷。

1965年9月14日，他修正《到奴役之路》自序時，寫道：「我近年來常常想，人生就過程來說，有些像一支蠟燭。這支蠟燭點過了以後，永遠不會再燃了。我從來不做秦始皇帝那種求長生不老的痴夢。那些藉語言和幻想編織一幅圖象來把自己躲藏在它裡面的人實在是軟弱的懦夫。世界上最剛強的人是敢於面對逆意的現實真相的人，以及身臨這樣的真相而猶懷抱理想希望的人。現在，我像冰山上一隻微細的蠟燭。這隻蠟燭在蒙古風裡搖曳明滅。我只希望這支蠟燭在尚未被蒙古風吹滅以前，有許多支蠟燭接著點燃。這許多支蠟燭比我更大更亮，他們的自由之光終於照過東方的大地。」

1966年4月8日，殷海光應政治大學西潮學社之邀，在政治大學發表題為《­人生的意義》演講，非常受學生歡迎，這是他發表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此後，該篇演講文稿被收錄於香港的中學語文課本之中。這次演講受有關方面壓力，差一點被取消。同年7月，受到政治壓力，臺灣大學不再續聘，受到教育部邀聘為教育部委員，卻因理念不符而嚴正拒絕。

1967年，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國民黨政府不允許其出境。當年國民黨稱殷海光言論帶有「毒素」，而迫使殷海光離開臺灣大學，與青年人隔離，隨後凡是被冠以「殷海光的餘孽」的臺灣大學哲學系教師被停聘，人數之多幾乎使哲學系關門。不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到臺灣訪問，政府也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而且殷海光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他不堪身心雙重折磨，是年罹患胃癌，病中嗜食芒果，並堅持閱讀著作不輟。1969年病逝，享年49歲。他的弟子李敖認為，殷海光是因為國民黨的壓力，引致生病、致癌。

經《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統整重新出版《殷海光全集》共二十二冊。除了香港先後出版了多卷本殷海光著作，中國多家出版社也先後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集》，多卷本《殷海光文集》、18卷本《殷海光全集》及兩種《殷海光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了筆名為辛夫的汪幸福先生兩本傳記文學《殷海光傳》、《殷海光與蔣介石》，又推出4卷本《殷海光文集》。臺灣哲學家、臺大哲學系教授劉福增先生亦捐款在南京大學設立了「殷海光邏輯獎學金」。[1, 2]

[1] 殷海光紀念館: http://www.yin.org.tw/about_yin.html

[2] 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殷海光

附錄: 「一代哲人」胡適傳略

附錄: 「一代哲人」胡適傳略

胡適（1891-1962）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曾擔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等職。胡適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紅學等諸多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張少談主義，主張先疑後信，主張科學佐證，盡信書不如無書。他擁有三十六個博士， 是世界上擁有最多博士學位的人之一。

1910年考取庚款第二屆「清華直接留美班」留學美國，入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於約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同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參加編輯《新青年》，1919年接辦《每周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改良主義，引發「問題與主義論戰」。1920年離開《新青年》。

192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文科學長，創辦《努力周報》。1924年創辦《現代評論》周刊。1925年2月，參加北京善後會議，並參與起草部分會議文件。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遊歷英國、法國、美國、日本諸國。1927年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

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任中國公學校長。1929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人權與約法》一文，標誌著「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1930年1月，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

1932年任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並創辦《獨立評論》，胡適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

1938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1942年9月8日，辭去駐美大使一職，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1943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學講學。1946年7月5日，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由美國返回中國抵達上海。

1948年12月15日，蔣中正派專機接運留在北平之學人胡適等到南京。1949年4月6日，胡適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胡適在美國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自由中國》創刊，胡適任名義上的「發行人」。6月19日，新任閣揆閻錫山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但胡適拒絕上任。

1950年應聘為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館長。6月23日，主管亞太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約見胡適，試圖說服胡適出面領導流亡海外及臺灣的反共親美的人士，以取代蔣中正的政權，不過胡適對此表示全無興趣。當時美國對蔣完全喪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勢力以對抗共產黨擴張，因胡適無此興趣而不了了之。他於1950年代初期偶回臺灣參與政治活動與講學。例如：以國大代表參與總統選舉投票、擔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協辦由雷震主筆的《自由中國》雜誌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導火線，中國大陸掀起了批判胡適運動。1957年11月，胡適當選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隔年4月回到臺灣定居就任。自此，胡適多時往返臺、美兩地。1959年兼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

1961年2月胡適身體不適，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栓塞症加狹心症。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11月病情惡化，至臺大醫院療養，隔年2月出院。1962年2月24日，參與中央研究院第五屆院士歡迎酒會時，心臟病突發病逝。蔣中正以「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敬輓。中華民國政府將胡適於臺北的公配居所改建為胡適紀念館。另外，臺北南港當地士紳，也捐出一片面積達兩公頃，位於研究院附近的個人私地闢建為胡適公園，作為胡適的墓地。[1]

梁啟超與胡適是近代影響中國思想最大的兩位學者，梁啟超是清末到新文化運動期間引領社會思潮和思想文化進步的一個人物。胡適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引領中國社會和中國思想文化思潮進步的人物。 [2] 胡適在1922年日記裡說﹔「現今的中國學術界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只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這是胡適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評價。「清華國學院」籌備期間，胡適受先向校長曹雲祥推薦梁為導師，而梁啟超亦對胡適甚為推崇。[3] 胡適很喜歡「談墨」，梁啟超將作品《墨子》箋注輯為《墨經校釋》四卷，送請胡適作序。胡適在這篇長序讚美任公的貢獻，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墨子不曾見到戰國名將吳起的死——吳起死時，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學已是一種宗教。任公常說：「績溪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適之」。[1]

胡適與林語堂是現代中國兩個代表性人物﹔林語堂在悼念老友的文章中，稱其為「當代中國第一人」，「道德文章，人品學問，足為我輩師表」，對胡適有極其崇高的評價。[4]

史學大師陳寅恪在1940年「中央研究院」選舉新院長時，為胡適是一票，從昆明赴重慶參會，並說﹕「院長人選必須是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學者，胡適對中國的幾部小說的研究和考證的文章，在國外學術界是很有影響的」。[5]

[1] 節錄自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胡適，並稍作修改

[2] 耿雲志，《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胡適與梁啟超》，北京日報，北京 (2014年07月28日)。

[3] 岳南，《「大學與大師」（上冊）1910-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繁體字版，時報出版，台北 (2019)。

[4] 周質平，《胡適與林語堂，自由的火種》，允晨文化，台北 (2018)。

[5] 吳應瑜，《陳寅恪家族舊事》，中國文史t出版社，北京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