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介*

附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基會」) 係於1924年(民國13年)成立的財團法人，負責保管與支配美國第二次退還之庚子賠款餘額，用以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初期的主要業務在促進與發展我國的科學教育，近年來亦著墨於社會與人文教育上的推廣。

「中基會」成立起因於西元1900年間，義和團包圍北京各國使館，外國人士生命受到威脅，八國聯軍遂侵略中國，滿清政府無力抵抗，只有求和一途，同意賠償各國政府的損失，美國亦在其中，此乃庚子賠款的由來。對美國的賠款約占賠款總額的7%，當時美國有些外交人士、教育家及傳教士呼籲美國政府，將部分的賠款退還給中國，作為推廣中國教育之用。最後於1908年，美國總統Theodore Roosevelt下令退還部分庚款，用於設立「清華學堂」（後改制為國立清華大學）並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之用，此為｢清華大學基金｣的由來。

其後美國有志之士，如參議員Henry Cabot Lodge、哥倫比亞大學教授Paul Monroe及在華傳教的M. E. Wood女士，認為成效良好，遂繼續推動｢第二次退還庚款運動｣。於是美國總統Calvin Coolidge於1924年下令逐年退還中國從1917年至1940年間的庚款，總計約美金一千二百五十萬元。為管理此款項，遂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由美國政府將中國賠付予之美國之庚款直接撥付予「中基會」。「中基會」設立時期，因正值動亂，又各界推薦董事人選甚眾，難以決定，故中美兩國政府決定最初由中國政府遴派十位本國籍董事、五位美國籍董事負責保管此筆款項，並訂定章程明文規定本會的獨立自主性，嗣後本會歷屆董事均須由選舉產生，未再由政府遴派，因此本會是個具有永久性質、獨立自主的基金會。從成立至今九十多年來，「中基會」不但是中、美兩國間友誼的象徵，且對「中基會」成立的初衷：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始終如一，迄無變更。

「中基會」的主要業務，大致分為三個時期，概述如下：

第一時期（1924-1949）: 此一時期的業務包括協助國立北京大學解決該校因財務拮据，而致教職員薪資困窘的問題、建立國立北平圖書館與購買藏書及主持全國性的土壤調查等事業。「中基會」於此時期共補助全國大專院校233次、研究機構139次及教育文化事業團體147次。「中基會」另在全國廣設科學教授講席，並由「中基會」資助學者於國內、外進修，多位傑出教授均曾接受過本會的補助。

第二時期（1950-1970）：本會自1950年隨國民政府遷台後，「中基會」資產所剩無幾，但「中基會」仍儘力與政府機構合作，補助各大學與研究機構薪津、設立講座教授等，補助金額共約美金一百多萬元。

第三時期 （1971-）：此一時期因台灣經濟起飛，政府對教育、文化補助的預算大幅提高，「中基會」轉而將補助方針定位於補助政府預算較少的計畫上，例如「中基會」曾補助國家科學委員會共計五百萬美元於其各項計畫上，直至政府撥予該單位充分預算為止。如今「中基會」於國立台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各設胡適紀念講座一席，並專案補助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及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中基會」亦設獎助計畫，獎助研究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博士生與助理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

董事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11位我國籍董事及4位美籍董事組成。每年舉行2次董事會。為節省經費，美籍董事一年僅與會一次，此次會議視為年會，重大決議多在此次會議中決定。

除「中基會」自有基金外，本會尚保管（一）國立清華大學基金：該基金自1929年起由本會永久保管運用，其年收入除本會收取的管理費外，均交付新國立清華大學運用。（二）靜生生物調查所基金：該基金資產不大，故年收入極少，皆用來補助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三）中國政治學會圖書館基金：該基金的年收入目前僅用於補助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該中心不但積極進行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也曾多次舉辦海峽兩岸及東亞學術交流會議，並邀請學者相互訪問，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貢獻極大。

「中基會」在中國近代史上，因二次大戰與國內的動亂不安，再加上中、美之間強而有力的友誼，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基會」的董事，無論是我國籍或美國籍，皆為一時之選，例如首屆董事中有全球知名的大教育家杜威 (John Dewey)、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副董事長顧臨 (Roger S. Green)等。我國籍董事亦由當時傑出的學者或外交官擔任，例如倡導五四運動的胡適之先生，曾擔任本會的董事兼幹事長多年，在推動本會的業務上不遺餘力。因此「中基會」雖財力微薄，自有其特殊的象徵意義，它曾經是促進中華科學與教育的推手，爾後仍會繼續努力促進中華教育與文化事業的發展。

* 節錄自1924-2018業務報告，財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台北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