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梁啟超先生是百科全書式學者,是百年來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新聞出版家和政論家之一。二十二歲時,即領導「公車上書」,反對清廷簽訂《馬關條約》,二十五歲時,因參與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一生除積極參與社會與政治改革運動,倡導新文化外,浸淫古今中外多家學說,文思泉湧,著作等身,最膾炙人口的是曾應邀為蔣百里先生《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作序,寫成之後,序的篇幅和蔣百里書相當,於是以《清代學術概論》為題,單獨成書。日後更對《清代學術概論》作了重要的補充,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計25萬餘字,反請蔣百里先生作序,一時傳為佳話。
梁啟超先生〈新民說〉,〈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等宏文,曾有多篇載入台灣中學課本中。梁啟超先生以「飲冰室」為齋號。源自,《莊子•人間世》中「我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意為早上接受任命,晚上就得飲冰,以解心中之焦灼。梁啟超先生用此號表現出他一貫的憂國憂民之心。
民國三年冬,梁啟超先生來校演講,以「君子」為題,引述《易經》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同學,學校遂將「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採為校訓,作圖制徽,永久流傳。
許多年後,已成為文學家、名教授的梁實秋在回憶清華求學時代聆聽梁啟超某次演講時說:「那時候的青年學子,對梁任公先生懷著無限的景仰,倒不是因為他是戊戌政變的主角,也不是因為他是雲南起義的策劃者,實在是因為他的學術文章對於青年確有啟迪領導的作用。過去也有不少顯宦,以及叱吒風雲的人物,蒞校講話,但是他們沒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對這一歷史因緣,梁啟超曾自言﹕「我與清華學校,因屢次講演的關係,對於學生及學校情感皆日益深摯。」除了演講,梁氏還不時來清華休假「小住」,著書立說,並對國學的前途有所關注。他在一次校方組織的教授座談會上直言不諱地說:「清華學生除研究西學外,當研究國學。蓋國學為立國之本,建功之業,尤非國學不為功。」因有了這樣的感情與私誼,梁啟超常在清華兼課和講演。[1]
1923年,《清華週刊》記者向梁啟超請益,梁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以覆。後人認為﹕「當時一般社會人士,若想接觸國學、增加些傳統文化認知,梁先生這個書目也仍是必備的入門指南。」[2]
正因為有了如此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情感交結,梁啟超接到聘書之後立即萌動了應聘之心。當然,除了梁氏與清華在感情上的瓜葛,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這便是,出於對國學的摯愛和對國學發揚光大的目的,此時梁啟超正準備在天津籌辦一個專門用來培養國學人才的「文化學院」,正在他苦其宏願而總不得實現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鳴鑼開張且適時來聘,於是便有了梁啟超放棄舊構,欣然前往的抉擇。[1]
近代史上應想中國人思想與梁啟超齊名的胡適曾寫道﹔「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3] 在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承前啟後的關係。青少年時代的胡適是把梁啟超當作精神、學術方面的導師或引路人。梁啟超對胡適的影響成了胡適「日後思想的濫觴,平生所學的抉擇,終身興趣的所在。」
胡適對於梁啟超的評價,始終不離他的思想,認他是先知先覺的啟蒙者,思想界的領袖,沒有梁啟超的這支筆,就沒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國的深入人心,就沒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沒有神州革命。[4]
[1] 岳南:《「大學與大師」(上冊)1910—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繁體字版,台北:時報出版 (2019)。
[2] 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3] 胡適,《四十自述》,五南出版社,台北 (2013)。
[4] 解璽璋,《梁啟超傳(全二冊) 》,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 (2012)。
1923年,《清華週刊》記者向梁啟超請益,梁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以覆。後人認為﹕「當時一般社會人士,若想接觸國學、增加些傳統文化認知,梁先生這個書目也仍是必備的入門指南。」[2]
正因為有了如此深厚的歷史淵源和情感交結,梁啟超接到聘書之後立即萌動了應聘之心。當然,除了梁氏與清華在感情上的瓜葛,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這便是,出於對國學的摯愛和對國學發揚光大的目的,此時梁啟超正準備在天津籌辦一個專門用來培養國學人才的「文化學院」,正在他苦其宏願而總不得實現之際,清華國學研究院鳴鑼開張且適時來聘,於是便有了梁啟超放棄舊構,欣然前往的抉擇。[1]
近代史上應想中國人思想與梁啟超齊名的胡適曾寫道﹔「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 《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3] 在梁啟超與胡適的關係中,始終存在著一種承前啟後的關係。青少年時代的胡適是把梁啟超當作精神、學術方面的導師或引路人。梁啟超對胡適的影響成了胡適「日後思想的濫觴,平生所學的抉擇,終身興趣的所在。」
胡適對於梁啟超的評價,始終不離他的思想,認他是先知先覺的啟蒙者,思想界的領袖,沒有梁啟超的這支筆,就沒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國的深入人心,就沒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沒有神州革命。[4]
[1] 岳南:《「大學與大師」(上冊)1910—1930,民初學人如何在洪流中力挽狂瀾》繁體字版,台北:時報出版 (2019)。
[2] 維基文庫: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
[3] 胡適,《四十自述》,五南出版社,台北 (2013)。
[4] 解璽璋,《梁啟超傳(全二冊) 》,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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