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色是紅色與藍色混合色，分別代表大陸與海洋，有中西會通之意，亦是清華的歷史與文化特徵。另有一說是紅色與藍色分別象徵熱血與冷靜，取智勇雙全之意。
2014年9月20日 星期六
2014年9月15日 星期一
2014年9月14日 星期日
為什麼清華在現代中國新詩發展中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清華第二屆直接留美生胡適先生以提倡白話文出名，同時也於民國八年出了中國第一本個人新詩集「嘗試集」，開拓了與古典詩歌涇渭分明的詩歌形態，不少人開始創作新詩；最負盛名的「新月詩社」，除徐志摩外，胡適、梁實秋、聞一多、沈從文、葉公超、林徽因等人都是清華人，連「新月」之名也是受時任清華教務長的張彭春先生建議所取；張教務長一向崇拜印度大詩人泰戈爾，喜愛他的詩歌，因泰戈爾著有詩集《新月集》，不僅先將女兒取名「新月」，並推薦給共同籌備組織文學社的朋友，大家欣然接受，於是就產生了「新月社」；新月派不滿於「五四」以後，「自由詩人」散文化傾向以及忽視詩藝的作風，擧起了「使詩的内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爲一種完美的藝術」，也就是「使新詩成爲詩」的旗幟。
2014年9月10日 星期三
大陸中國物理學會認為對中國物理發展最有貢獻的五位物理學家都是清華人嗎？
公元2000年時，大陸中國物理學會為紀念胡剛復等五位物理學界前輩，設立了胡剛復、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王淦昌物理學獎，這五位物理學家都是廣義的清華人(包括西南聯大時期)。
西南聯大二三事(一) - 敘永分校
西南聯大二三事(一) - 敘永分校
1940夏天起至1941秋天，日機幾乎天天轟炸，緬甸與越南相繼淪陷，國民政府下達指令，宜作萬一之準備，向安全地區遷移﹔西南聯大最後決定在重慶以西的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初步將一年級名新生遷往上課。1940.11.13，一年級近700名新生在敘永分校報到上課。至1941.1.6，西南聯大敘永分校開始上課。但敘永分校生活環境較昆明尤為艱困，師生對此均不滿意。[1]
梅校長在日記中 [2]，從1941.2.12，到1941.8.31 ，至少有十四次提及敘永分校問題﹕
1941.2.12 ﹕「開常委會，至下年分校問題，僅提出請大家注意。」
1941.3.26﹕「下午五時起開聯大校務會議，所討論最久問題為下年是仍設分校?如設應在何處? 結果以反正兩案付表決，各得七票，眾意仍請常委作最後之決定，但一時似難即定。此事之最要觀點為:
1. 分校在物質與精神上皆有不一之處，
2. 無分校對於時局變化更難應付，
3. 為招收好學生則分校不分校皆可有辦法，
4. 用費方面則分校人、物運輸與修繕等費較補助學生由川黔來昆之路費要多數倍，
5. 倘欲以分校作較永久之佈置則是另一個問題，但亦可考慮者。」
1941.4.16﹕「晚六點至九點開聯大常委會。上午適接楊今甫(主任)函，謂昆明有不公允之待遇，敘委會乃決定加給遷移津貼，使人不快，而益感覺敘永分校之設立不宜。」
1941.4.23﹕「下午六點開聯大常委會，敘永分校近來措施多有不合，會中皆有同感。余亦有不滿之詞，但話語似太多矣。」
1941.5.7﹕「下午七點開聯大校務會議，暫定下年取消分校 (八比七票)，仍集中於昆明上課。」
1941. 5.19 ﹕「在重慶見陳立夫部長，陳問及分校問題是否有決定? 余謂﹕如夏間時局無大變化，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陳謂﹕「還是在昆明好些」(意兼指生活問題)。」
1941.5.25 ﹕「陳立夫部長再問及分校計畫，告以二年級決遷回昆明，一年級生如夏間雲南無變化，亦在昆明上課，敘永房舍仍設法保留。陳表示頗以為然。」
1941. 6.9 ﹕往敘永，「晚與楊今甫(主任)共談校事各問題。」
1941. 6.10 ﹕「視察各單位，與校務委員會諸君會談。為諸君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後由諸君發言表示意見，可歸納以下八點(略)。余除簡單說明外，未多辯論，但允為轉達昆明，並儘速決定通知各方。」
1941. 6.11 ﹕「約集分校教職員全體與眷屬茶敘，到者數百人。」
1941. 6.12 ﹕「國民月會，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外，特勉勵學生注意勞作精神、團體生活、選系意義。」
1941. 6.13 ﹕「敘校教授十七八人公宴余等，飯後提議再談分校問題，數人輪流發言，頗有辯論會態勢。有人提議試作表決，余謂無此需要，他人亦言不必，遂未續談。後由余敬每位三五菸一支，就此歡散。」
1941.8.26 ﹕清華校務會議，報告敘永問題。
1941.8.31 ﹔正之(吳友訓)來，再談敘永分校問題。
可見在敘永設立分校，自始即問題重重。在，敘永分校於1941.1.6開始上課，到3.26時，聯大校務會議，對下年是仍設分校問題，以反正兩案付表決，各得七票，意見甚為分歧﹔4.16，聯大常委會前，適接分校楊今甫(主任)函，謂昆明有不公允之待遇，敘委會乃決定加給遷移津貼，使人不快，而益感覺敘永分校之設立不宜﹔到4.23提到開聯大常委會，會中皆有同感敘永分校近來措施多有不合，到5.7，聯大校務會議，即八比七票以暫定下年取消分校，仍集中於昆明上課。
5.19，梅校長到重慶見教育部陳立夫部長，報告如夏間時局無大變化，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隔幾天(5.25)，陳立夫部長再問及分校計畫，告以二年級決遷回昆明，一年級生如夏間雲南無變化，亦在昆明上課，敘永房舍仍設法保留。陳表示頗以為然。
其後(6.9)梅校長赴敘永視察與溝通，於6.10，視察各單位，與校務委員會諸君會談。為諸君報告關於分校問題之決議，後由諸君發言表示意見。除簡單說明外，未多辯論，但允為轉達昆明，並儘速決定通知各方。到6.13，敘校教授十七八人公宴余等，飯後提議再談分校問題，數人輪流發言，頗有辯論會態勢。有人提議試作表決，梅校長謂無此需要，他人亦言不必，遂未續談。顯見此時分校人員意見仍然紛紜。
西南聯大校務會議先是決定撤銷西南聯大敘永分校，學生遷返昆明上學，仍在敘永辦先修班。10月下旬，又決定將先修班遷返昆明。因此敘永分校之存在，前後不到一年。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黨史網有下列記載:「從昆明來敘永之前，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等宣布由學生徐樹仁等五人組成西南聯大敘永分校臨時黨支部，任命徐樹仁為支部書記。支部通過公開合法的進步社團「社會科學研究會」，團結進步學生，大力宣傳革命主張。在群眾運動中，宿舍曾被荷槍實彈駐軍包圍、搜查。4月12日，國民黨四川當局向敘永縣政府發出查禁密令，徐樹仁等被迫撤離。」[3] 這部分是否對撤銷分校決策有影響，則無法從日記中得到線索。
[1] 岳南: 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上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
(2017)
[2] 梅贻琦: 梅贻琦日記 (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 (2001)
[3]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n/2015/0416/c85037-26856216.html
西南聯大二三事 (二) - 昆明「一二、一」事件
西南聯大二三事 (二) - 昆明「一二、一」事件
1945年11月19日國，共難內戰風雨欲來。重慶各界反對內戰聯合會成立，消息傳到昆明，各校學生反應強烈，蠢蠢欲動。中共雲南省工作委員會抓住時機，決定立即出馬，悄悄潛入校園，暗中支持學生運動。[1]
此時的西南聯大三個常委均不在校，梅校長已由重慶轉赴北平接收清華校產，為學校復員作準備。想不到就在這個空隙，學潮爆發，昆明軍治機構鎮壓結果，造成四死一傷慘案，學潮更為擴大。
政府急電人在北京的梅校長返昆明處理，日記[2]中記有﹕
12.6﹕「覆部電，待機即返」，「下午又接部電促歸」。
12.8﹕「訪王叔銘，允為訂機赴渝」。
12.10﹕「中午訪王叔銘，承允明早必有機返渝」。
12.11﹕飛重慶，「至教育部與(朱)騮先部長談半時許，」「部長似甚緊張」。「本週如不能安定復課，則與其經政府解散，毋寧自請停辦耳」。
12.12﹕「再與朱部長詳談」，「搭貨機抵昆」。
12.13﹕「與(傅)孟真、(朱)經農晤談，經方自盧漢主席處歸，述及重慶密電告盧，有十五日以後如不復課即準備舉動之語」，「至雲大醫院慰問受傷學生四人」。
12.14﹕「約常委會諸君商定佈告十七日上課」，「約 (聞)一多來談一時許，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12.15﹕「與常委會全體召集學生代表在辦事處談話，說明學校規定十七日上課之原因，及屆時不上課後果之嚴重」。
12.16﹕「學生代表八人來送一書面答覆，為昨晚代表大會議決「在條件未完滿解決前不能復課」」，「至新校巡視，情況甚亂，至圖館向死者四人致祭後即出」，「飯後九點，(潘)光旦偕一多來，一多告學生方面可有轉機。甚喜，即走告孟真」。
12.17﹕「無上課者」，約教授會同仁茶話：「報告最近數日經過及本人（與傅）感覺無望，不能不退避賢路之意」，「余先退出，諸君隨改開教授會，議決請緩辭」，「明日各教授向本系學生勸告，如無效，將總辭職」。
12.18﹕「各系諸君有來報告談話情形，似無大把握」。
12.19﹕「教授會，先考慮提案事由，但難斷定學生代表開會提出條件，遂未予考慮」，「決即以書面勸告諸生」，「並請盧漢主席取消禁止自由開會之令」，「文告擬就，即付印貼出。隨訪盧，允即做聲明」。
12.20﹕「聞今早上課頗不整齊，但未有阻撓情勢」， 「教授會，先由上課教師報告各班情形」，「學生會理事答詞仍甚閃爍，明日情恐仍不能樂觀也」。
12.21﹕「巡視各班上課秩序，似不如昨日之安靜。學生張貼頗亂，有涉及師長個人者，傅、查(良釗)等為撕去」。
12.22:
「下午三點教授會，學生會又有函，報告「罷聯會」對於復課條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結束者。聞未到會，派(劉)壽民暫代。孟真頗示焦躁，蓋已決於明日返渝，校事不過問矣。會散後留周、馮、趙晚飯，草「談話」之二。飯後又隨周、趙訪傅，勸其稍緩返渝，未得諒允。以後只好仍自支撐耳」。
12.23﹕「教授會聲明文告登報未洽妥，急函盧請設法刊出」，「盧信謂宜先有上課聲明始好豋其他文件」。
12.24﹕「上課情形大致如前二天」，「工學院教授二十餘人已有辭職意，當即勸慰稍耐至後二日再看」，「下午四點與新聞界茶敘，諸人表示為難，即廣告似不欲照豋」，「飯後九點與新聞界諸君再商談，初仍表示困難，最後由錢昌碩提議以談話方式發表，允與同仁考慮」。
12.25﹕「共商談話文稿，於下午油印送去」，「李宗黃昨赴渝」。
12.26﹕「早見報「談話」悉照原文登出，「罷聯會」亦有即日復課之啟事。校中學生已大部上課，工院全體上課，師範專修科則全未上課」。
12.27﹕「上午全體學生上課矣」。
12.28﹕「錢端升亦認聞一多十七日在會中之言詞已有使校中當局不能忽視者」。
12.31﹕「審閱關於校產損失報部文件」。
可見梅校長於12.12趕回昆明後，在中央威脅解散學校、職業學生唯恐天下不亂下，處理事件之各項折衝，包括以辭職明志、教授集體辭職等，歷盡艱難，最後得以於12.27「上午全體學生上課矣」落幕。期間在與教育部、省政當局、新聞界、教授、學生等多方折衝、歷盡艱辛，高潮迭起，甚至一度(12.17)「本人（與傅）感覺無望」，有退避賢路之意，教授們「向本系學生勸告，如無效，將總辭職」，情勢險峻。最後獲得中央支持，將被指為元凶之一的雲南代主席李宗黃調赴重慶，始得峰迴路轉。而由其他資料顯示，也得力於暗中推動學潮的中共認為「運動已在政治上獲得重大戰果，應改變鬥爭方式，及時復課，以便鞏固勝利，積蓄力量，把民主運動引向深入。」[1] 在約半月時間，要靠梅校長「剛毅堅卓」，才能帶領西南聯大再一次度過難關。
[1] 岳南: 大學與大師：清華校長梅貽琦傳（上下冊），中國文史出版社，北京
(2017)
[2] 梅贻琦: 梅贻琦日記
(1941-1946)，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 (2001)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緣由與內容為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緣由與內容為何?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簡稱西南聯大紀念碑，是1946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清華、北大、南開即將回到天津、北平復校之際，西南聯大師生在校址上樹立的，以紀念西南聯合大學，如今該紀念碑作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矗立在昆明原聯大校址（今雲南師範大學校內）。[1]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座為圓拱形，高約5米，寬約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文由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撰寫、聞一多篆刻、羅庸手書，因而享有「三絕碑」的美譽。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共計1178字，通篇記敘聯大建校始末及歷史意義，碑後刻錄了834位西南聯大參軍同學的姓名，碑文全文如下：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簡稱西南聯大紀念碑，是1946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正式結束，清華、北大、南開即將回到天津、北平復校之際，西南聯大師生在校址上樹立的，以紀念西南聯合大學，如今該紀念碑作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矗立在昆明原聯大校址（今雲南師範大學校內）。[1]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座為圓拱形，高約5米，寬約2.7米，碑身嵌在其中。碑文由西南聯大教授馮友蘭撰寫、聞一多篆刻、羅庸手書，因而享有「三絕碑」的美譽。
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共計1178字，通篇記敘聯大建校始末及歷史意義，碑後刻錄了834位西南聯大參軍同學的姓名，碑文全文如下：
中華民國三十四秊九月九日，我國家受日本之降於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秊，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舉凡五十年間，日本所鯨吞蠶食於我國家者，至是悉備圖籍獻還。全勝之局，秦漢以來所未有也。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原設北平，私立南開大學原設天津。自瀋陽之變，我國家之威權逐漸南移，惟以文化力量與日本爭持於平津，此三校實為其中堅。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遷於湖南，合組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以三校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為常務委員主持校務，設法、理、工學院於長沙，文學院於南嶽，於十一月一日開始上課。迨京滬失守，武漢震動，臨時大學又奉命遷雲南。師生徒步經貴州，於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理、工學院於昆明，文、法學院於蒙自，於五月四日開始上課。一學期後，文、法學院亦遷昆明。二十七年，增設師範學院。二十九年，設分校於四川敘永，一學年後倂於本校。昆明本為後方名城，自日軍入安南，陷緬甸，乃成後方重鎮。聯合大學支持其間，先後畢業學生二千餘人，從軍旅者八百餘人。
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奉命於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結束。原有三校，即將返故居，復舊業。緬維八年支持之苦辛，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並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於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於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終始，此其可紀念一也。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此其可紀念者二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斯雖先民之恆言，實為民主之真諦。聯合大學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此其可紀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於中原、偏安江表，稱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秊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此其可紀念者四也。聯合大學初定校歌，其辭始歎南遷流難之苦辛，中頌師生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歷歷不爽，若合符契。聯合大學之始終，豈非一代之盛事、曠百世而難遇者哉！爰就歌辭，勒為碑銘。銘曰：痛南渡，辭宮闕。駐衡湘，又離別。更長征，經嶢嵲。望中原，遍灑血。抵絕徼，繼講說。詩書喪，猶有舌。儘笳吹，情彌切。千秋恥，終已雪。見仇寇，如煙滅。起朔北，迄南越，視金甌，已無缺。大一統，無傾折，中興業，繼往烈。維三校，兄弟列，為一體，如膠結。同艱難，共歡悅，聯合竟，使命徹。神京復，還燕碣，以此石，象堅節，紀嘉慶，告來哲。[1]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2014年9月9日 星期二
西南聯大校訓與校歌為何，有何緣由?
西南聯大校訓與校歌為何，有何緣由?
根據國民政府指令，原「長沙臨時大學」常委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三人被任命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常委，共同主持校務。為鼓勵師生精神，堅持文化抗戰的決心，表達中華民族不屈的意志，西南聯大成立專門委員會，向全體聯大師生徵集警言、歌詞，制定新的校訓、校歌。從眾多來稿中，專門委員會經過反復篩選和討論，最後以「剛毅堅卓」四字作為聯大校訓。同時選定由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用《滿江紅》詞牌填寫的歌詞，清華出身的教師張清常譜曲的詞曲作為校歌，歌詞為：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
這是一曲20世紀中國大學校歌的絕唱，它凝聚了中國文人學者、莘莘學子在民族危難時刻最悲壯的呼喊，濃縮了聯大師生在國危家難之際所具有的高尚情感和堅強意志。 [1]
[1] 岳南《大師與大學》，2016。
2014年9月8日 星期一
朱自清與清華的淵源為何？
朱自清與清華人結緣達二十三年之久，他原名自華，改名自清，常言「飽讀詩書氣自華」，但「飽讀詩書氣自清」對他的風格與著作形容更為貼切，也巧與「水木清華」合趣。1925年，朱自清進入清華中文系教書，一直到1948年去世，都不曾離開過清華。自1932年開始擔任中文系系主任後，殫精竭慮注重「古今會通，中外會通」，並親自開課達十六門之多。
西南聯大與清華有何淵源? 現址為哪一所大學?
西南聯大與清華有何淵源? 現址為哪一所大學?
西南聯大全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抗戰時期由南開大學、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聯合組成之大學，當時位於天津的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成廢墟，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均在北京淪陷前決定南遷，教育部遂於1937年8月與三校聯合商定，在長沙成立「長沙臨時大學」，是為日後「西南聯合大學」的前身。
「長沙臨時大學」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常務委員，於該年的1937年11月1日正式開始上課，當時共有教師148人(其中清華73人，北大55人，南開20人)、學生1,496人(清華學生631人，北大342人，南開147人等)。三校規模與人數，以清華為盛，北大次之，南開又次之。教員與學生人數，三校依次的比例約為7：5：2。校內不設校長，由三名常務委員與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組成「校常務委員會」，進行校內行政的各項決策，而三名常務委員略有分工，蔣校長負責總務、梅校長負責教務，張校長負責建築設備。[1]
「長沙臨時大學」共設文、法、理、工四學院十七學系，系別與課程和盧溝橋事變前的清華大學相近，只有個別學系與專業予以調整。主持校務的臨大常委梅貽琦，深感「烽火連天，弦歌未輟，雖校舍局促，設備缺乏，然倉卒得此，亦屬幸事。」[2]「長沙臨時大學」的運作時間不長，在1937年12月，南京淪陷，長沙進入日軍的空襲範圍，於是常務委員會決議將學校遷至距離前線較遠的雲南昆明。1938年1月中旬，根據國民政府指令，「長沙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另行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2月15日，蔣夢麟飛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臨時大學事務由梅貽琦坐陣指揮。[3]
在1938年4月進入昆明，並於4月2日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設文、理、法商、工、師範5個院26個系，兩個專修科與一個選修班，學生共有993人。
由於西南聯大為三校聯合組成，因此在組織管理上亦多採共議制，並無單一決策者，而三校皆有的系所，也因應教學需要合併，由三校原本的老師共同授課，形成當時西南聯大百家爭鳴的特殊狀況。西南聯大下轄理、工、文、法商、師範共5個學院26個學系，全校教師約有350人，在校學生約有3,000餘人，在當時的大學規模中可謂相當龐大。在西南聯大時期，三校雖然同樣隸屬於西南聯大，但三校各自在聯大內仍然設有辦事處，也各自舉行招生工作。期間教師除了由聯大發給聘書外，三校也會各自頒發聘書。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23日學校決定北遷復員。次年5月4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歷史任務正式結束，期間畢業、肄業者達8,000餘人。日後隨著整體情勢的變遷，清華歷史也展開了新的一頁。[4]
三校決定北歸後，與教育部以及雲南當局協議，師範學院留在昆明獨立設院，改稱昆明師範學院，現為雲南師範大學。
[1]《長沙臨時大學籌備委員會工作報告書》（1937年11月17日），清華大學檔案館藏。
[2] 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載《清華校友通訊》第五卷、三期，1939年5月1日。
[3] 岳南《大師與大學》，2016。
[4] 國立清華大學數位校史館﹕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整理編撰。 (撰述內容改寫自以下參考書目：
車銘、林毓杉、符開甲，〈戰爭烽火中誕生的西南聯合大學〉，收錄於《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高等院校》（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88），頁1-43。
劉克選編著，《北大與清華》（北京：國家行政學院，1998），頁24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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